赵常青:高扬《宪章》大旗,开展“立体维权”——写给十字路口上的《零八宪章》
 
  民主中国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零八宪章》颁布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就《零八宪章》的生命状态而言可以用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和总结,那就是:凯歌行进;黑云压城;暗流汹涌。

说“凯歌行进”,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颁布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形成了一个《宪章》共识运动——在《宪章》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有前后十批共计7578名中国公民实名联署以表示对《宪章》的认可和支持,此后又有数千中国公民联署其上。不仅如此,《宪章》及其主要发起人还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多项重大荣誉,如2009年3月11日,303名《宪章》首批签署人获得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颁发的Homo Homini人权奖;2009年10月29日,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宣布将2009年度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零八宪章》所有签署人。此外,《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还先后获得2009年度的“自由写作奖”和“自由精神奖”。2009年底,刘晓波还获得了国际知名人士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提名——由此可见,《零八宪章》确实经历了一段凯歌行进的日子。

说“黑云压城”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受到来自党国机器的围攻打压,不仅对《零八宪章》采取信息封锁和信息过滤,而且对《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问讯和传唤,对《宪章》的灵魂人物张祖桦先生进行全年全天候的监控与软禁。2009年6月23日则对《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博士给予正式逮捕,同年12月25日,党国政治裁判所则以所谓“煽颠”的名义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还对《宪章》的首批联署人赵达功等进行了传唤拘押,一时间风声鹤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说“暗流汹涌”,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亮相便在国内外的民主维权阵线里引起部分同志的异议甚至怪议。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众多的签名文件之一,了无新意;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一次“集体谏言”活动;还有论者认为《宪章》是“跪着造反”。在刘晓波被逮捕判刑后,批评人士更是群体亮相,集体声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认为刘晓波被判刑,《零八宪章》所宣示的“谏言”道路已走不通,和平改良已彻底破产!

应该说,体制内的“压城黑云”和体制外的“汹涌暗流”对《零八宪章》形成了一种颇为默契的两面夹击之势,当然这只是“巧合”,而不会有别的什么弯弯环环。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力量对《零八宪章》都构成了一种不小的杀伤力,在此情况下,《零八宪章》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选择,是激流勇进呢还是偃旗息鼓,国内外不同人群都在拭目以待。

上篇 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战略走向

要解决《零八宪章》的未来走向问题,我们就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必须对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宏观走向做些战略分析。

2010年是整个2010年代的头一年,要看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就必须先来看一下201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对待“民主”价值观的基本态度来划分,目前大陆的各色政治力量大体可以划分为“民主阵营”和反民主的“保守阵营”。

“民主阵营”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板块。

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大体由以下八个纵队构成:
1,《零八宪章》
2,家庭教会
3,法轮功
4,草根维权
5,法律人
6,多数NGO
7,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
8,自由主义知识界

这些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虽然互有交叉,但横向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这八大板块,各个板块也有不同于其它板块的一些特色。如基督徒家庭教会正在从隐形民主力量转向显性民主力量,许多基督徒法律人已经积极参与到民间维权当中。虽然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北京、上海、山西、新疆等地的家庭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和打压,但由于家庭教会人士的依法抗争,党国机器也只好且战且退。可以肯定的说,在2010年代,家庭教会将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强大生力军。

法轮功作为受党国机器迫害最为严重的国内群体,目前依然在受着打压(如笔者前不久路过北京温泉村时便看到有一面横幅上写着“积极检举揭发法轮功分子”),他们也是截止目前为止被党国机器推得最远、最为边缘的人群。不用怀疑,在2010年代法轮功人群会是中国民主事业至为坚定的支撑力量。

草根维权力量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民主事业最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从目前情况看,草根维权已遍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甚至出现了部分公检法司人员因为拆迁也公开站出来维权。但是这些草根维权中的绝大部分目前还处在具体的“利益”抗争阶段,绝大部分维权者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还没有看到侵权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党国体制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伤害自己的最大元凶。因此,草根维权阶层需要民主精英阶层的加速培训和引导,使之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能够从本能的“条件反射”群体上升为自觉的“非条件反射”的民主大军——能否促成草根维权群体的这种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未来的民主转型是走向失败还是走向成功。

在高层知识界,敢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公开跳出来叫阵共产主义“风车”的“士”们是越来越多了。在2010年代,这种趋势只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很自然这些学界人士不仅在积极构建中国民主转型的软文化,也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打出体制擦边球,甚或直接赤膊上阵,共吹民主冲锋号。

法律人(学者、律师)作为法治社会的理性建构者,不仅诸多人士在努力建构民主法治的软文化,而且通过具体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正在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自孙志刚事件以来,诸多维权事件中的法律人士(如许志永、滕彪、范亚峰、江天勇、李和平等等等)正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毫不怀疑,这些有着良好学术训练和维权操作实践的法律人会成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精英。

其他如各种NGO、部分新兴企业家、经济人也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加盟力量。前不久发生的一个突出事件是有将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平安公司中层精英云集平安总部高喊“维权”。

以上是“体制外”八大民主力量的简要分析(宪章派后文分析)。

“体制内”的民主维权力量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块:

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开明派,在党国高层以温家宝为代表。这一派总体上说在各层级的官僚系统中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在政治局里,目前几乎只有温总一个人在孤独的“仰望星空”。但温总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虽然遭遇顽固派们一年多时间的讨伐(普世价值),但在今年两会前的网上活动中,依然深情大喊“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并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要求各方面“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封疆大吏”中,湖南“省督”张春贤人也不错,在去年他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第三次思想解放则是要“还权于民”,今年两会又比湖北那个抢麦克风的“省督”要好得多,认为“湖南不忌讳监督,希望大家监督”,并愿意“带头公布财产”。当然在党国体制内,这样的高官显宦并不多。

虽然在执政党的官僚系统里向“民主”看齐的人并不多,但在他的智囊机构,在“共”姓学者群里,鼓呼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却也不在少数。而绝大部分的基层共产党员由于所瓜分利益不多或很少,也会对现存体制中的“马太效应”甚为不满,也有一种强烈变革的欲望。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内存在着相当一批民主改革力量,而且这些党内民主力量从毛太祖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等,甚至邓小平也算得上是一个半吊子民主派),如果温家宝能够在未来三年奇迹般地改变高层力量对比(可能性当然很小)甚至不惜登高一呼,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将会大大地节约各样成本和消耗。因此,中共党内民主改革力量是必须争取和保护的,而不是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和谴责!

其次,是媒体与互联网。在现行体制下,所有媒体都还在党国控制之中,但是媒体倾向自由的先天属性决定了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媒体与互联网会成为民主与自由的锣鼓与号角。其实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系对中国民主自由软文化的贡献居功甚伟。互联网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两会召开前,竟有国内十三家平面媒体联合刊发“共同社论”要求两会关注“苦民久矣”的户籍制度,这是89年以来数十年间未曾有过的新鲜事,虽然社论作者和相当多的编辑被党国“真理部”所处理,但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媒体人士站出来说良心话、做良心事!

第三是接受过89民主洗礼的89一代人。这里主要不是指89学生领袖群体(这个群体一直在做民主努力),而是指89之后分批进入主流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勤奋工作的85级、86级、87级、88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群体,这些人可以称之为“89集团军”或“89兵团”。这个群体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他们不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大讨论”中接受了“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和渗透,而且也整体接受了89民主运动的“成人礼”。80年代的民主启蒙与街头化的民主操作实践历程成为这一群体最为壮丽、最为难忘的青春记忆!这一群体作为80年代的青年精英现在正处于45岁左右的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人无论在哪个领域现在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担纲人员,都已进入富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既就是有少部分人彻底告别“89”,完全跪拜在党国体制下沦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绊脚石,但我想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为自己当年的“街头化”剪影而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会在关键时刻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有力推手的。从绝对数量上讲,这个人群大概在300万左右,但就其能够影响的人群而言大概不下一亿。在2010年代中期,这个群体大致进入50岁上下的年龄,正是掌控社会中下层资源的黄金时段,如果“89兵团”的整体记忆在最近几年被迅速唤醒并浮出水面的话……主啊,那将会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多么大的祝福——重要的是,这份祝福是必然存在的、一定存在的!

分析完了国内民主阵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保守阵线的生态构成。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大体分为两块:

一块是体制内的党国中左联盟,这股保守力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官僚贵族集团和财富暴发户集团,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通过权钱交易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还基本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优质资源。从表面上看,这个利益联盟还非常强大,但由于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切假丑恶现象几乎都来自于这个利益集团的无限制“作案”,因而执掌政权的中左联盟正在大大的丧失一个政权所必须的道义基础和人心基础。本来2003年我初入狱时对胡温政权还非常看好,不仅对温总充满了期待,对胡总也充满了同样的期待。但非常遗憾的是胡总只是当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胡只热心于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心中根本没有改革计划和改革蓝图,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说胡在奥运会前的2006年和2007年与温合作还表现出了一点民主改革意向的话,奥运结束后,则明显撇开了温总而回归党国中左联盟的怀抱,其标志性的举动便是2008年12月18日在党国纪念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在讲话里非常有针对性地讲了一句“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把民主化道路说成是“邪路”,不知跌落了多少当今世界高贵的眼镜……,这是闲话,问题在于胡总去日无多,在离任前的两三年内指望胡总修正自己的“邪路”论,恐怕有些不太现实。中间偏左的胡锦涛现在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竭尽所能地维护党国已经有些苟延残喘的维稳体制了。

但是如果不有效地进行民主化改革,现存的一切严重问题都不会得到很好解决,如腐败问题、社会失公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维权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问题乃至于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海两岸的统一问题,统统都难以解决。甚至会越来越恶化。尤其重要的是党国所赖以生存的“GDP”合法性问题会因为政改滞后而引发更深层的经济危机。在未来两三年内,如果三十年累加起来的所谓“GDP”合法性也因经济危机而消耗殆尽的话(如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那么可以肯定的说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将会大大的加快,因为党国维稳体制不仅丧失了道义基础,而且连所谓的“政绩合法性”也难以看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总抗拒改革可能会加速党国体制的最后崩盘。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的第二个板块是所谓体制外的“极左毛派”。严格的说,极左毛派不仅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不仅在野,而且在朝。在野的以“乌有之乡”及新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党”为代表,在朝的则以“唱红黑打”的“薄书记”为代表。客观地说,毛左派们也看到了三十年改革进程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如腐败、社会失公、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等,但他们不是向前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中寻找解决病苦的良方,而是反身向后试图从毛泽东主义的阴魂里寻找救世道路。这当然犯了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错误。但是这股极左力量决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奉行的民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蛊惑相当一批底层民众,而且他们在2008年12月26日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不仅把中共执政集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并一口气喊出十四个“造反有理!”(坦率的说我认为其中的大部分“造反”理由确实是“有理”的),而且公开宣称“《0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中国的民主转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毛左派们恐怕会成为下一个传统帝国的制造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这种恶果是必须避免的。当然也不可将拥抱民粹主义的极左派们的力量过分夸大,在目前,他们中的在野力量还大多停留在用舌头进行“造反”的阶段,在朝的“薄书记”虽然在“唱红黑打”中赢得了一定的民众支持,但其汹汹势头则由于各种原因而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幸乎哉!

这便是我所见到的2010年中国政治生态的大致构成。如果不是天神格外恩典这个民族的话,大概在2010年代的初期还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民主阵营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勃勃英姿逼向威权体制的“紫禁城”。相反,反民主的保守阵营尤其是党国体制内的中左权贵联盟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却常常是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大有力不从心、日暮途穷之象。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会如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还要等待三、四十年——不会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同志们!关键转型期就在2010年代的中期,多则六七年、少则三五年必将迎来两大阵营的“圆桌会议”时期,这不仅是天命所归,也是根据本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和演变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下篇:“合纵抗秦”、奏响“立体维权”主旋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我们弄清了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和民主转型的战略机遇后,我们就必须进行战略布局,抢占先机,开始一个积极的“英雄创造时势”的战略运筹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合纵抗秦”,其中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合纵”,是民主阵营内部各大板块之间的默契“合纵”,组建民主阵营的权威平台,再由这个权威平台对全国范围的“抗秦”大业做统一部署和安排。

那么,该由谁来主导这个战略平台的构建,看似一个很叫人头痛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政治权威实际上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谁的力量大、实力强,并有不可遏止的政治抱负和雄心,谁就可以主动来挑这个头、担这个纲。而从目前体制外民主阵营的八大板块(《零八宪章》、家庭教会、法轮功、草根维权、自由主义知识界、法律人、多数NGO、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的力量对比而言,《零八宪章》与家庭教会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零八宪章》独占翘楚、具有最好的战略平台。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其他七大板块还处在一个相对弱小的阶段,如基督徒家庭教会从总体上讲还处在一个自我维权的阶段,尽管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学者、法律人有为中国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的雄心壮志,但就目前的家庭教会而言,绝大部分还将政治关在门外,绝大部分信徒还只是从信仰本身来要求自己的;法轮功因为党国的严厉打压而严重被边缘化、地下化,几乎很难有比较大的地面作为;草根维权、众多NGO也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法律人、自由主义学者大多还处在良知驱动的“个体户”阶段,中产阶级经济人就更少了。但《零八宪章》就不一样了,与其它几个板块相比较它有以下三点特别的优势:

第一,《零八宪章》卜一出世,便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主义”和“旗子”,这便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一开始便向世人彰显了自己的“政治雄心”,不屑于拐弯抹角、遮遮掩掩,并公开的提出了包括“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内的十九条主张,从而一开始便占领了政治制高点。

第二,《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在国内和国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文本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是勿容置辩的事实。

第三,尽管《零八宪章》也曾遭到党国打压,文本主笔之一刘晓波还遭到重刑处理,但除刘之外,一万多联署人的有生力量基本完全保存,这是《零八宪章》开展下一阶段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好人力储备,其他任何现存板块都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库存。

由于这三点其他板块目前还不具备的政治优势,所以由《零八宪章》出面来承担“合纵长”的庄严使命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选项。

但是,《零八宪章》却存在着一种非常虚弱和危险的苗头,那就是将《宪章》“文本化”的倾向。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曾说“《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但是《宪章》公布后似乎给外界留下了只是一个静态的政治文本的印象,而很难让人得出一个动态的“宪章运动”的结论。这一年多时间以来,《宪章》做得最好最多的事情便是滚动签名、网络宣传及相关理论建设,但实践层面的维权活动却几乎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一个严重失误,也是《宪章》被一些同志诟病为“谏言书”的根本原因。

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扭转,“文本化”的不良势头必须尽快得到遏制,“宪章人”必须集体行动起来!

结合2010年的政治生态及其战略演变趋势,我认为《零八宪章》应该迅速着手一下两项工作:

第一,《宪章》决策圈与智库的概念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宪章人”是走和平改良路线的,《宪章》必须进行概念化的决策圈建设。如果只把《宪章》当做一个文本,《宪章》的历史使命当然已经完成,但是无论《宪章》发起人还是联署人都不期望是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宪章人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布局。而要进行战略布局,就必须有一个概念化的决策团队,这是任何政治运作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虽然概念明晰化的决策团队有遭遇党国机器打压的风险,但要把《零八宪章》做大、做开、做强就不能指望万无一失,而政治家的魄力正是在“运动”中产生的,是在不断前进的“运动”中产生强势影响力和召唤力的。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追随者不仅要能够“看得见”富有政治智慧的领袖,还要看得见一个强大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领袖团队,唯如此,宪章运动才会召唤更多的人心,才会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

第二,迅速开展“立体维权”。

就“维权”和“民运”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当年的“民运”(“民主运动”的简称)就是现在的“维权”,因为自79“民主墙”到98组党的二十年,可以说一切民运人士所要维护的权利不外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在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它当然是一种“维权”活动了,可以称之为“早期维权”,它偏重于政治维权或者说偏重于从“上层建筑”角度进行“维权”。而本世纪初兴起的草根维权则偏重于一时一事的具体利益抗争,偏重于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维护自己受到损害的权利。虽然现时期的草根维权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但底层民众在维权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进一步觉醒,这种觉醒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公民“政治权利”的觉醒。因此现在的草根维权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简称“民运”)在新时期的一个“变异”,这种“变异”不是对传统“民运”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加以有效引导和提升,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民间维权必然迅速上升到政治权利的有效抗争。

因此,《宪章》领袖及其核心决策平台必须迅速果断开展新时期的新兴维权运动,用我的话说就是掀起一场持久的“立体维权”运动,这是《零八宪章》从“静态”走向“动态”,从“无为”走向“有为”的最佳路径,是可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的不二选择。

那么,什么是“立体维权”呢?

所谓“立体维权”就是既要继承早期“民运”偏重于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维权活动(宪法35条),更要重视草根维权偏重于“经济基础”方面的维权活动,既要重视和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政治权利,也要重视和维护同样是受宪法保障的属于广大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权利。它是“上”和“下”、“宏观”和“微观”相互照应、相互影响又相互提升的维权活动,是点、线、面、体四管其下的维权活动(注意不是点、线、面、体的依次推进,而是四管其下、并驾齐驱),这种“立体维权”的终极目标便是《零八宪章》早已昭告天下的“民主、自由、宪政”国家的诞生!

具体地说,宪章人又该怎样开展“立体维权”呢?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以《零八宪章》联署人为基础,组织大量的法律人系统和学者智库。法律人分为学者智库平台和律师维权平台。学者团队立即着手《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十九条“基本主张”中能够进行现实操作的内容,偏重于理论、法理和学术建构。比如说十九条“基本主张”中的第一条就是“修改宪法”,那么宪章人就不能坐地等待党国的修改,而是我们自己可以组织一个“修宪小组”,具体讨论现行宪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需要添加什么内容?要拿出我们自己的具体意见和方案来。又如十九条“基本主张”的第四条有“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我们的学者也可以组织一个民间“违宪审查小组”,专门对党国的一切重大党政行为进行相关“宪法”审查,如对劳教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审查等等,并及时公布于社会大众,引导舆论形成对“恶法”进行修改和废除的强烈民意呼声。其它“主张”(包括具体的房地产、医疗、教育、二次分配及环境问题等)以此类推,均有现实操作空间,这是学者团队要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律师团队。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介入民间维权活动,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律师介入的人数和规模远远不够。因此《宪章》核心决策层必须努力重视自身的律师人队伍建设,使得每一个发生重大维权事件的现场都会有《宪章》法律人的存在,切切实实的参与到民间维权案例中,让草根阶级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宪章人”的身边存在,并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宣传放大这种存在,从而增加《宪章》和“宪章人”的凝聚力和召唤力。

很显然参与底层民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维权活动仅有律师人队伍是不够的,还应该动员大量的社会志愿者,使这些志愿者也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尽可能的参与各地维权事件,这样《零八宪章》及其领袖群就会在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并且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广大民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就会越来越高。

当然,“宪章人”在积极参与民间维权事件的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各地维权精英的民主法治理念,使他们能够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地方官府侵犯民权的政治制度背景,从而引领他们成为民主转型时期能够号令一方的各地政治精英。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主张里还具体谈到“公职选举”问题,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会进行换届选举——是否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动员培训有条件的“宪章人”直接参与地方选举,也是《宪章》决策圈需要重点考虑的事项之一,以笔者9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陕西地方人大代表竞选的经验,我认为这块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是能够做出大部头的精品文章的。

总之,刘晓波被重判大刑后,《零八宪章》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201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零八宪章》作为国内民主阵线的最好政治平台,“宪章人”应该自珍自爱、奋破困局,奏响“立体维权”的动员号角,广泛深入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底层维权,张扬《零八宪章》作为民主大旗的凝聚力和召唤力,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内民主阵营的“合纵”建构,那么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大变局中,“宪章人”必将领袖群伦,尽享风骚,《零八宪章》不仅会因此成为亿万同胞理念上的福音,而且会成为上帝对中华大地的现实祝福!

201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