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一路走过来的是灾难性的六十年
 
  新世纪新闻网  
 

近日,海外的独立中文笔会进行换届选举,劳改基金会驻欧洲负责人、中国信息中心副发行人廖天琪当选为笔会第五届会长,澳洲的齐家贞女士、香港的潘嘉伟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参与》10月2日对廖天琪女士进行了专访。

《参与》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新一任会长。请问换届后,笔会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廖天琪:选举大会会在两天之后结束,新的工作班子就要建立起来,按照以往的模式,我会先提出秘书长的候选人,然后经理事会来讨论认可,再把原来一些工作组的人员定下来,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会重新设立语言和翻译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前由于某种原因这两个工作组暂时停顿,现在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以后希望能够把笔会的方向更多地偏向文学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对文学感兴趣,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人参加笔会,使会员面向国际,让他们不仅在国内举行文学活动,还有更多的机会走出中国,到国外参加研讨会或访问,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不会变,就是所有参加的会员能够更好地享有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除了保障这些权利以外,还要大力地营救尚在狱中的会员。我们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会员是在国内,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在国庆等节日或外宾来访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告,这种情况本身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新的班子有个特色,副会长齐家贞女士在澳洲,另一位副会长潘嘉伟先生在香港,那么我们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范围地推动很多文学活动,可以不断地告诉当地的笔会、政府国内独立作家的生存和写作情况,不断呼吁世界的舆论和关注,这样可以舒缓他们的压力。

《参与》记者:目前在国内各地有很多“地下文学”作家,在从事着真正的文学创作,但由于无法获得社会资源,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您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廖天琪:我了解这个问题,非常尊重这些“地下文学”作家,敬佩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写作。笔会无法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但如果他们和我们取得联系,愿意加入笔会,只要他们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们。法兰克福书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首先在9月中旬,作家戴睛和诗人贝岭因中国官方的阻碍一波三折最终还是成功地参加了书展前的一个讨论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世界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当戴睛和贝岭发言时,中国官方代表离开了会场,这样做反而让他们遗为笑柄。在作家廖亦武赴德这件事上,我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再阻挠自己的作家出境,我也了解到国内有一个内控的名单,廖亦武应该是被列在了这个名单上。廖亦武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良知的诗人和纪实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对于恢复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意义重大。现在各方面在积极努力,我也在跟德国媒体进一步谈廖亦武不能够被阻止出国的事情。维权笔会成员的权益是笔会应该尽力做的事情。

《参与》记者:昨天,美国国会通过了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中国国庆日通过是一个巧合吗?

廖天琪:我不能够随便猜测,但我可以透露一个情况,就是在9月16日那天,(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和我在美国笔会的陪同下,到国会拜访了六位议员,亲自跟他们本人及其工作人员谈了刘晓波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这个议案还“悬”着,他们还需要作进一步努力和争取,也问过我们这个决议案何时通过较好,我们认为宜早不宜迟,一方面担心国庆后刘晓波的案子会宣判,另一方面如果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刘晓波的案子还悬在那里,从中国的立场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对于奥巴马的要求,官方会很为难,自胡锦涛上台以来,他们是从来没有让过步的。9月30日,他们开始讨论,那天本来也可以表决,那么刚巧是10月1日通过表决,如果是巧合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巧合,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对刘晓波先生及其夫人刘霞女士,对整个笔会和自由写作人士都是个极大的鼓励。

《参与》记者:您有没有从电视上收看中国空前盛大的国庆庆典仪式,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廖天琪:我通过CCTV的直播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个人感觉相当不能认可这类看起来非常震撼人心的大排场的仪式,我认为这是一种力度的表现,可是这种力度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政府,传达的是“我们多强大,这些士兵都是为我们效劳”一类的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这个军队不是由国家、人民、社会来控制或监督的,而是听命于党的,这个信号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整个阅兵仪式,从讲话、报幕词、音乐、色彩,每个细节都表达了政府的权力,这种表达方式是我不能接受的,而且令人担忧。如果从美学力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暴力美学,是一种独裁美学。从电视上,我看不到普通老百姓的在那天的状态,但在整个国庆前的准备阶段,至少在北京的市民受到很大的骚扰,有居民被告知要囤积粮食,十一那天不许在外面随便走动,甚至不能在自家阳台上露面。北京之外的一些作家和异议人士被要求不准去北京,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人民的庆典。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相信大家都同意,一路走过来的是灾难性的六十年。虽然这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但这个成就是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在物质匮乏了三、四十年之后努力地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个成果并不属于政府。换一个政府也会这样,而且付出的代价不会这么高,看看我们的环境破坏到了什么程度,这个代价以后还会由后代承担,甚至会影响人种的变化。

《参与》记者: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到了,那些因言获罪的作家无法和家人团圆,您对各地方当局想说些什么吗?

廖天琪:希望各地方当局能拿出中国人传统的人情味,让一切因言获罪在监狱的人,哪怕是刑事犯,能够过一个比较好的中秋节,同时尽量给予一些方便让他们的家人能够跟他们见一面,团圆一下。特别是笔会的前任会长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从今年一月见过刘晓波先生一面后就再没有见过,另外笔会会员力虹先生的健康状况非常坏,双手已经瘫痪,我们非常担忧,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他保外就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